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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法70年:书法艺术的现代转身

    1949年至2019年,是新中国不寻常的70年,从创建到发展,从探索到奋进,从积弱到富强,给每一个人留下了深刻的体验和难忘的记忆。漫长也短暂的70年,让一个古老的民族焕发了青春,经验与教训、激动与叹息、汗水与成绩,伴随着我们的日日夜夜,铸就了今天的自信与荣光。中国书法,从深厚的传统走来,与新中国一路同行,在新时代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。 
 
  1、北京、上海,当代书法组织之崛起 
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,必然打破旧有的秩序,建立新的政治话语,实行新的国家治理方式。百废待兴,从战火硝烟中诞生的新政权,自然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国家和平与民生保障方面,因此,在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几年,没有时间思考书法的功能,不管是世俗性的书写,还是审美化的创作,均不在公共视线内。作为文化存在,书法活跃在精英阶层——政治领袖、文化翘楚、学术巨擘、清流名士,于是,题词、批示,手札、手稿,条幅、斗方等各种形式的笔墨,出现在我们眼前。字正腔圆、风流倜傥、激情澎湃、文墨兼优,滋养着我们一以贯之的文化传统,影响着我们对毛笔书写的理解。
  写好字,是我们朴素的追求。汉字是象形文字,笔画结构都有自然之美和想象之美,写到妙处,需要才情与功夫。从汉字的书写要求来看,中国读书人“写好字”的愿望与生俱来。从国家到社会对一个人的价值判断来看,“写好字”是出人头地的关键一步。于是,汉字书写承续复杂的历史与文化底蕴,至今仍有探寻的空间。
  新中国成立最初的几年,政权稳定,人民生活有了改善,有心情审视书法了。尽管毛笔书写已经大面积退出现实生活,但中国人依然热衷于毛笔书写所带来的文化愉悦和审美享受。1956年9月16日,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成立。当年秋天,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在北海公园举办了“北京时人书法展”,参展作者为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成员,还邀请了声名显赫的沈尹默,以及日本书法家。如今,在当代书法史的研究中,对“北京时人书法展”极其重视,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有规模、有深度、有远见的书法展,它把蛰伏于精英阶层的书法第一次推向大众面前,意义深远,影响重大。
  此后,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又举办了“明清书法展”“首都书法篆刻展”等展览。同时,学习书法的启蒙读物,如郑诵先编写的《怎样学习书法》《各种书体源流浅说》等书籍陆续出版,书法讲座也相继开展,拉开了当代书法走向社会、走向大众的帷幕。
  与此同时,上海地区的书法也呈现出新气象。1955年,沈尹默在《新民晚报》发表《书法漫谈》一文,为书法正名; 1957年,在《学术月刊》发表《书法论》一文论述书法的笔法、笔势、笔意; 1958年,又在《文汇报》刊发《王羲之与王献之》《谈谈魏晋以来的主要几个书家》《书法的今天与明天》,为书法张目。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的成立,给上海书法家带来了启示,在沈尹默的倡导下,中央领导同意成立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,并于1961年4月8日在上海召开了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成立大会,沈尹默当选为主任委员。随之,举办书法篆刻展览,为新中国成立后上海书法的勃兴点燃了第一把火。
  新中国成立后的12年时间里,北京、上海两地的书法,自觉意识增强,有识之士努力强化书法的审美意义,从书法教育到书法创作,为当代书法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。 
 
    2、“兰亭论辩” ,让书法成为舆论焦点 
  当北京、上海两地的书法振翅欲飞之时,1965年第六期《文物》杂志刊发了郭沫若的《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〈兰亭序〉的真伪》,《光明日报》随即转载,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。郭沫若研究了近几年出土的五方东晋墓志,如1958年在南京出土的《颜刘氏墓志》, 1963年在镇江出土的《刘尅墓志》, 1964年在南京出土的《谢鲲墓志》,1965年在南京出土的《王兴之夫妇墓志》。《谢鲲墓志》和《王兴之夫妇墓志》,两块碑的碑文都是用隶书写成,质朴、厚拙。“王谢”是指王兴之和谢鲲,前者是王羲之堂弟,后者是谢安的伯父,作为东晋的政治强人和贵族,他们的墓志自然得到重视,人们开始在这两块墓志中破解积存的历史难题。碑文是隶书,郭沫若便以此为依据,认为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的书写没有隶书笔意,因此得出结论:行书《兰亭序》“既不是王羲之的原文,更不是王羲之笔迹”,《兰亭序》的文章和墨迹均是王氏第七代孙——隋代出家禅师智永“所写的稿本” 。
  作为江苏省文史馆馆员、在全国颇具影响力的书法家高二适,不同意郭沫若的观点,撰写了与郭沫若商榷的文章《〈兰亭序〉的真伪驳议》,提出“《兰亭序》为王羲之所作是不可更易的铁案”。高二适向章士钊主编的《甲寅》杂志投稿,文章得到章士钊的赞赏。在西总部的住所,章士钊提笔致书毛泽东主席,因为他知道,高二适与郭沫若的商榷文章若没有毛泽东的支持是难以发表的。在信中,章士钊诚恳地说道:“江南高生二适,巍然一硕书也。专攻章草,颇有发明……此钊三十年前论文小友,入此岁来已白发盈颠、年逾甲子矣。然犹笃志不渝,可望大就。乃者郭沫若同志主帖学革命,该生翼翼著文驳之。钊两度细核,觉论据都有来历,非同随言涂抹。郭公扛此大旗,想乐得天下劲敌而周旋之。 (此论学也,百花齐放,知者皆应有言,郭公雅怀,定会体会国家政策) ……”
  1965年7月18日,毛泽东看了高二适的文章,即刻提笔,回复章士钊:“行严先生:各信及指要下部,都已收到,已经读过一遍,还想读一遍……又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,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、行、草墓石。草书不会书碑,可以断言。至于真、行是否曾经书碑,尚待地下发掘证实。但争论是应该有的,我当劝说郭老、康生、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之于世。 ”
  也是在这一天,毛泽东致书郭沫若:“郭老:章行严先生一信,高二适先生一文均寄上,请研究酌处。我复章先生信,亦先寄你一阅。笔墨官司,有比无好。未知尊意如何? ”
  毛泽东主席致郭沫若的信函发出的第五天,高二适的《〈兰亭序〉的真伪驳议》在《光明日报》发表,更为隆重的是高二适的手稿全文影印发表于1965年第七期的《文物》杂志。仅半年时间,《光明日报》等报刊发表了几十篇争鸣文章,启功、张德钧、龙潜、赵万里、于硕(于立群)、史树青等人支持郭沫若,唐风、严北溟、商承祚等人支持高二适。至今,结论难定。
  有关《兰亭序》真伪的论辩,让中国书法置于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上,对书法,我们将有新的判断。
    3、改革开放带来书法新面貌 
  兰亭论辩偃旗息鼓,“文革”到来,文学艺术创作被政治裹挟,其间一蹶不振。1976年10月,“四人帮”反党集团被粉碎,政治秩序恢复,文学艺术创作回到正常状态。1979年,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召开,邓小平在致辞中强调“文艺作品要为人民服务”,新中国迎来了文艺的春天。也是这一年,上海《书法》杂志举办了“全国群众书法竞赛”,一石激起千层浪,投稿者踊跃,上海97岁高龄的书法家苏局仙荣获一等奖。上海,成为中国书法创作的重镇。
  1980年5月,“全国第一届书法篆刻展览”在沈阳举办。展览汇聚了老中青书法家,如郭沫若、沈雁冰、赵朴初、舒同、于省吾、沙孟海、启功、赖少其、潘天寿、林散之、丰子恺、费新我、萧娴、杨仁恺、姚奠中、周慧珺、沈定庵、魏启后、康雍、赵冷月、陈佩秋、沈鹏、林鹏、徐无闻、刘炳森、刘云泉、苏士澍、尉天池、段成桂、王冬龄、吴建贤、聂成文、吴善璋等人,这些书法家是新时期中国书法的代表人物,是中国书法创作的中坚力量,对中国书法的未来影响甚深。
  从“全国群众书法竞赛”到“全国第一届书法篆刻展览”,书法独立的艺术品质和审美价值,逐渐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同。以往对书法的误读与非议,在两次全国性书法篆刻展览的影响下,渐渐改变,对书法艺术理性与科学的判断,成为社会共识。基于此,1981年5月,中国书协在北京成立。舒同当选为主席,赵朴初、沙孟海、启功、周而复、林林、陈叔亮、朱丹当选为副主席。显然,第一届中国书协的领导成员多半是士人精英,他们知行合一、文墨兼优。其实,这是中国文化的常态——从先秦到晚清,一直是以思想性的读书人明确一个时代的精神追求和文化趣味。
 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中,中国书协成立伊始,恰逢改革开放,这就预示了中国书法发展将面临新的契机、新的构想、新的内容和新的追求。改革开放,是向世界展示民族活力的机会,是向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、管理经验、文化理念、创新意识学习的过程。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,书法艺术进入一个新阶段。当新时期教育模式的确立和电子计算机文字处理系统的广泛应用,书法的实用功能降低,社会属性消解,书法成为一个人文化修养的组成部分和私人性的业余爱好。中国书协开始思考书法的现实处境——20世纪末的书法失去了以往的重要地位,历史叙事、文人书写都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和新的文化载体,这时,书法尽管理直气壮,却也没了往日的荣光。欣赏书法的视角改变了,欣赏书法的空间也改变了——从庙堂到书斋、从山野到古寺、从手札到文章,变成了从展厅到媒体、从笔会到雅集。也许,面对这样的转变,我们会有不适的感觉,但这是现实,是需要我们面对和尊重的现实。文化的书法就是艺术的书法,艺术的书法必然是文化的书法,对书法而言,文化与艺术一直是一个整体。
  新时期的中国书法是以展厅为轴心的书法,是展现书法魅力,发现书法人才,提升书法影响的良好选择。在此期间,全国书法篆刻展,全国中青年书法篆刻展,中国书坛新人新作展,全国妇女书法篆刻作品展,全国行草书大展、正书大展、隶书大展、篆书展,全国刻字艺术展,全国篆刻艺术展等展览相继举办。不同主题的展览有着共同的追求——繁荣当代书法创作,培养当代书法人才。活跃在当代书坛的书法家,庶几是从这些展览中脱颖而出的,他们从默默无闻的书法爱好者,成长为著名书法家,有的担任了各级书协负责人,有的成为高等院校的学科带头人,有的成为书法教育专家,总之,系列展览体制的设计,科学化的评审程序,书法人才的不断涌现,使书法这门古老的艺术有了现代性的转身,也有了现代性的审美高度,为此,全社会开始关注书法,更多的人开始学习书法。
  书法系列展览以新的文化能量,进一步提高了书法的社会影响,极大促进了书法教育的完善、书法学术的崛起和书法出版的繁荣。迄今为止,书法专业已经在多所重点大学和各个师范大学、艺术院校生根发芽。书法硕博、本科的设置,改变了中国书法的教育模式,以符合新时期文化发展的教育理念,开创了一个书法的新时代。
  当前,书法学术与书法创作颉颃而行。已经成功举办十一届的全国书学讨论会,涵盖了书法史、书法美学、书法批评、书法教育、书法欣赏,从实证考据、个案研究、书体书风到拓本真伪、纸张装裱、篆刻刀工,均有扎实的考证、研判、推理,尊重史料、重视分析,从宏观到微观,对中国书法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有的放矢的探究。这是历史性的,也是开创性的,是当代中国学术史重要的乐章。同时,为满足书法爱好者的需要,出版机构策划、出版了大量书法图书,其中有经典碑帖、书法家作品集、书法理论著作、书法教材等。印刷质量的提高,保证并提升了书法碑帖的清晰度,数量、种类应有尽有,为书法爱好者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条件。应该说,当代书法的出版,史无前例,是当代书法繁荣昌盛的又一个证明。 

    4、追求文质兼美的艺术境界 
  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,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,“文艺工作者要自觉坚守艺术理想,不断提高学养、涵养、修养,加强思想积累、知识储备、文化修养、艺术训练”“认真严肃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,讲品位,重艺德,为历史存正气,为世人弘美德,为自身留清名,努力以高尚的职业操守、良好的社会形象、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赢得人民喜爱和欢迎”。书法界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,树立“植根传统,鼓励创新,艺文兼备,多样包容”的创作理念,采取多种方式,提高当代书法家的“学养、涵养、修养” 。
  在一段时间里,书法家们忽视书法艺术的文化特质,追求书法的视觉化,注重笔墨趣味,没有能力开掘书法艺术的审美内涵,降低了书法作品的文化价值。中国书协针对这种现象,多次举办“国学修养与书法·全国青年书法创作骨干高研班”,以传授国学知识,开阔文化眼光为旨归,普及当代青年书法家的国学知识,夯实传统文化基础。中国书协站在历史的高度,强调传统文化的重要性,读书问学的必要性,具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。
  提高当代书法展览的整体水平,首先要提高当代书法家的文化修养。2017年10月,中国文联、中国书协、中国文联文学艺术基金会、中国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了“民族脊梁——迎庆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全国书法大展”,这是一个有突破、有创新的展览。严肃、宏大的主题,以书法艺术的形式表现,这在中国书坛是第一次。书法家以前所未有的生命激情和艺术感觉,书写“民族脊梁”的历史认知、政治理想、社会观念,还原一个伟大民族的形象特征和心路历程。
  当代书法家的创作与创新离不开一个有高度的载体。中国书法发展的顶层设计,符合创作与创新的需要。党的十九大以后,本着“凡作传世之文者,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”的目标,两个具有时代特征与文化高度的展览出现在我们面前:分别是“现状与理想——当前书法创作学术批评展”和“源流·时代——以王羲之为中心的历代法书与当前书法创作暨绍兴论坛” 。
  “现状与理想——当前书法创作学术批评展”,是一个美学语言独具的展览,是书法批评强势介入的展览,是思考当代书法创作、探求未来发展的展览。书法理论家、批评家,深度介入书法展览,论辩当代书法的诸多问题,拓展了当代书法审美形态的时间与空间。“源流·时代——以王羲之为中心的历代法书与当前书法创作暨绍兴论坛”,对书法的追问、对当代书法的检讨、对书法家创作理念的调整,对“诗意文心、文史价值”的阐扬,赋予书法别样的意义。其中“文墨同辉——历代经典法书中的翰墨文章”“我书我心——当代书家的文本表现” ,是美学融通的两个展览,也可以视为一个整体。“文墨同辉——历代经典法书中的翰墨文章”中的关键词是“翰墨文章”。书法家临写的字帖,是一篇篇的美文。遗憾的是,当下而言,人们忽略了,甚至漠视文辞对书法的作用,以及文辞与书法的美学关联。书法是综合艺术,书法的灵魂就是文学,文学不在场的书法是不完整的书法。同时,书法审美心理学也在告诫我们,审美主体与书法客体的关系,不是外在的关联,而是内在的互动,不是审美主体的一家之言,而是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。
  “全国第十二届书法篆刻展”的评审刚刚结束,这是中国书法70年的收尾之举。1000余幅入选作品已经公布,评审的艺术标准,对入选作者的考评,严密的评审流程,评委的自律,评选的公正,作者素养与作品质量,达到也突破了历史水平。通过这次展览,我们也能看到中国书法的辉煌未来。
  (作者:张瑞田系书法艺术评论家)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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